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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道德颂》与七十后的发展  

2011-01-16 22:35:59|  分类: 学术精华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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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可以的《道德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70后”作家的代表性的作品。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受到了相当多的好评,但始终没有获得更加充分的认可和读者的了解。因此,重读这部小说既是对于这部小说的再度发掘,也是通过这部小说看到中国文学当下的一些独特的问题和特质。
  这是一部把人的私生活作为焦点的小说,它将两性之间的复杂感情作为表现领域,对于婚外感情的理解是极有深度的。它所处理的错综而纠结的两性生存状态被书写得异常真切和微妙,说明她对于人性的表现和反映有深入的理解和观察。
  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往往会将婚外的感情浪漫化,将它视为一种寻求超越具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束缚的“解放”行为,一种对于理想两性关系的寻求。在“新时期”有关这一题材的开山之作——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王安忆的“三恋”中,某种超越婚姻的“情”是人性的理想的呈现,也是被世俗生活所限制和压抑的,但这种限制当然导致了“情”的挫折与失败,但这种失败是个人反抗一种社会压抑性的失败,是“大历史”对于个人“小历史”的绝对控制。像《道德颂》这样的作品显然并非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主流的作品。但其实是诸如张爱玲的小说,或者钱钟书的小说所具有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主导力量之外的作品所追求的。
  这种作品的核心其实并不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境遇,而是以人类普遍性的具体境遇为表现对象的。这种普遍境遇往往被视为一种“杯水”风波,但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人生来说,其实是具有着巨大的、难以回避的意义。因此,这个原来“新文学”话语中并非主流的写作正是“70后”作家最为重要的特点。
  这种写作在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最初时刻引发讨论的时候被称为“私人化”,也就是从具体的个体生命感受出发,来观察个体人生的一些具体问题。这种“私人化”当时受到的批评似乎多于肯定。但在今天看来,这种“私人化”是中国告别了深刻的民族悲情,有机会发展自己复杂的个人世界、丰富感情和生存体验的新的可能性的展开。其实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可以说,“70后”作家的写作在这一方面表现是相当突出的。但他们所处的“夹缝”状态却使他们的写作影响力受到了限制。
  “70后”作家的这种夹缝状态一方面使得他们超越“大历史”的姿态得以确立,但另一方面,这种姿态还是相当依赖原有的文学期刊为中心,以传统结构的文学制度运作。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仍然集中在传统文学机制之内。他们还是依靠原有的文学机制写作。但“80后”在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崛起则基本上是依赖一个与原有的以文学期刊为中心的文学机制无关的“畅销书”出版新市场,以及同龄人的巨大消费而走红市场。所以,70后在80后异军突起之后,往往显得难以找到清晰的定位。像《道德颂》这样的力作,也并未引起一般文学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就是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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