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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幸福

 
 
 

日志

 
 

风风雨雨《青春之歌》  

2010-06-07 20:13:47|  分类: 当代文学资料收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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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一问世,就引起了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人的热烈关注;而随着电影《青春之歌》的放映,林道静、卢嘉川、林红等革命者的形象,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几乎是家喻户晓。与此同时,人们也记住了小说作者———杨沫的名字。

   曾著有《血色黄昏》等作品的作家马波,是杨沫的儿子。马波在其新著《我的母亲杨沫》中,披露了关于《青春之歌》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如小说中的卢嘉川,是杨沫怀着“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如杨沫撰写作品的艰难,小说出版的种种曲折;还有《青春之歌》面世之后经历的风风雨雨。本版摘登《我的母亲杨沫》中的故事片断,以飨读者。文内标题均系本版编者所拟。

  一个叫郭开的人向《青春之歌》“发难”

  1958年1月,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到了1959年初,小说影响已经弥漫全国,好评如潮。
  但是,1959年《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了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对《青春之歌》首次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
  这篇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呢?
  自从反右运动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特别是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喜欢上纲,动辄就扣大帽子。针对这种情况,《中国青年》杂志总编邢方群在编委会上指出:目前我国青年在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看问题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比如乱扣帽子,对一些小事也硬往政治上拉等等。应当组织一些文章进行教育,请文艺组注意这方面的选题。文艺组编辑江涵到北京电子管厂参加小说《青春之歌》讨论会,看到郭开的文章后,感觉郭开的批评是一个看问题简单化、情绪偏激的典型,就向邢方群汇报了。
  郭开得悉《中国青年》将要讨论,编辑部并要加按语,其中含有对他的批评,表示了不同意见。经邢方群同意,《中国青年》找到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何其芳看了郭开的文章后说:《青春之歌》不能全盘否定,郭开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你们可以讨论。这样,《中国青年》的领导认为有把握了,决定从1959年第2期起开辟专栏讨论。
  郭开是北京电子管厂的一名工人。他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二
  、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三
  、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没有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变化。尤其是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到书的最末,她也只是一个较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
  《中国青年》是一本发行量很大的全国刊物。在刊登了郭开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后,立即在全国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轰动,并为此掀起了一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大辩论。
  在讨论中以不同意郭开观点的为多。但也有个别读者支持郭开的意见,对《青春之歌》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的张虹的文章,认为林道静在爱情生活上是不严肃的,“先后和四个人发生了恋爱”,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不受一点道德约束。”“有些作风不检点的人会以学习林道静为借口,动不动就闹离婚,把两性关系看得非常随便。”《文艺报》第4期上发表的刘茵的文章也说作者在爱情描写中,流露出一种不健康的情绪。比如作者所极力讴歌的共产党员卢嘉川,在宣传革命时,却对一个有丈夫的年轻妇女发生爱情,这是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
  但这些意见都是少数,多数人都认为郭开的意见过于武断,坚决地热情地为《青春之歌》辩护。

  茅盾等作家为《青春之歌》辩护

  郭开随后又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再次表示:林道静不是共产党员的典型,而是一个由愤世嫉俗才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没有认真地和工农相结合,而只是和个别知识分子党员接触,没有很好地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锻炼。郭开还认为林道静是地主出身,她身上的地主阶级的烙印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针对《青春之歌》在广大读者中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郭开指出:对那些喜欢《青春之歌》的人应该进行阶级分析,看看都是些什么人?他认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而工农出身的老工人、老干部则寥寥无几。
  其实,根据杨沫所收到的读者来信看,其中就有很多战士、工人和农民,只要是年轻人,哪怕文化程度不高,他们也都喜欢看《青春之歌》。
  这么讨论下去,无休无止,但多数意见是不同意郭开的意见的。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了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作为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从整个看来,我以为指责《青春之歌》坏处多于好处,或者指责作者动机不好的论调,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茅盾也指出了作品的主要缺点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人物描写,二、结构,三、文学语言。但这些缺点并不严重到掩盖了这本书的优点”。
  之后,何其芳在同年《中国青年》第5期发表的《〈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一文中指出:郭开虽然在他的文章开头和结尾说过一两句肯定《青春之歌》的话,实际上他是否定这部小说的,和许多同志一样,我认为这部小说不可否定。他说:
  在这几部小说中(指《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我当时估计最能广泛流传的是《林海雪原》。对于《青春之歌》吸引读者的程度我还是估计不足的。这次,《中国青年》发起了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我才重又读了它一遍,这一次是一气读完的。读完以后,我好像更多地感到了它的优点,因而也就好像更明确地了解它广泛流行的原因了。
  《中国青年》上连续讨论了4期。稿子大部分是文艺组的编辑组织来的。为了这次讨论,邢方群还请示过中宣部的林默涵。林默涵表示:“你们搞这个讨论很好,茅盾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同意他的意见。郭开的文章代表了目前自上而下的教条主义思潮,是得好好地搞一搞了!”
  这次大讨论的直接后果是:《青春之歌》在全国的影响陡然大增。很多不知道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了,很多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也去看了。

  郭开说,是记者鼓励他批《青春之歌》

  1959年2月底,北影厂开拍电影《青春之歌》前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文学界、电影界、新闻界等都去了人,把本厂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还特地把郭开请了去。会议由电影导演崔嵬主持。他说:《青春之歌》电影就要开拍了,特请大家就此片如何拍好提些意见,我们还把首先对《青春之歌》进行公开批判的郭开同志也请来了。他对小说意见很大,对小说拍成电影,也一定有许多宝贵的意见,欢迎他不客气地指出来。
  杨沫就坐在郭开的对面。郭开是个面貌平常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他的文章发表后,杨沫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反驳。她觉得好坏由读者来定,自己说没有什么意思。
  杨沫本来以为郭开会对《青春之歌》大加批判。没有料到,郭开尚未开口,周围同志就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对郭开的观点进行批判。
  有的说,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真实可信的、活生生的,这样写她才有艺术感染力;有的说郭开不懂文学,没有缺点的人物是没有的,文学就是要写出有缺点的人物如何进步,如何变完善,这种有缺陷的美比完美无缺的美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还有的说,郭开的批判不实事求是,简单片面,粗暴武断……
  发言之热烈,应接不暇,郭开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据杨沫说,郭开当时看上去很茫然,不知所措。后来他发言时,解释说他的文章不是自己主动要写的,是有个记者鼓励他写的。那个记者参加他们单位召开的《青春之歌》座谈会时,听到有些老工人说,《青春之歌》里写了很多谈恋爱的事儿,尤其是林道静跟好几个男人谈过,不够严肃。这个记者就让郭开把老工人的意见给整理出来,想予以发表。郭开一开始没有答应,因为从来没写过,但那个记者几次找他,说反映工人的意见很重要,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并答应帮他写,这才把文章写了出来。
  座谈会上没有一个人支持郭开的意见,这让郭开很是沮丧。
  崔导演在会议结束时,有些激动地说:不管什么人批判和反对,我们拍《青春之歌》拍定了!我们一定要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面对大多数读者的热情支持,杨沫非常谦虚。杨沫觉得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其中也有正确的成分,她确实有所疏忽。为此,她花了三个月时间,对《青春之歌》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等章节。这其实也是她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她认为这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

  周总理说:小超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青春之歌》终于拍成而且上映了。
  国庆节前的一个晚上,有人通知杨沫:总理要在家里观看《青春之歌》并接见主要创作人员,让杨沫也去。
  在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家中,周总理和邓颖超热情地与大家一一握手。当邓颖超与杨沫握手时,笑着说,我很喜欢看《青春之歌》。
  在总理的小放映室内,前面并排放三把椅子,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杨沫。杨沫当时激动得看不清幕布上的画面,好像是在做梦,脑子也发木了。影片放映中,总理曾扭头对杨沫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
  杨沫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电影放了近三个小时。放完后,总理对杨沫说:小超身体不好,一般电影只能看到一半,这回却全看完了。
  《青春之歌》公开上映后,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都吃不饱,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
  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影片还有很多“左”的痕迹,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这部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还是独树一帜,如苍硬的峭壁上的一朵小花,十分新鲜抢眼。对当时那种极左的文艺“主旋律”,有所突破。在电影评选中,《青春之歌》是当时观众投票最多的一部电影,成为我国50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
  后来,杨沫将修改过的《青春之歌》小说再版本寄给邓颖超同志,邓颖超给杨沫复信中写道:
  我收到你来信和《青春之歌》的再版本,很高兴!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只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你寄来的再版本,以后有空,我当再读它。
  知道你年来都在治病、养病,很惦念。望你能正视疾病,摸索并掌握病的性质和规律,善于和病作斗争。治疗要有耐心和毅力,既要能受得住病中的寂寞,又要会善自消遣。休养时,安心休养,力争把病治好和恢复健康。我相信你在恢复健康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创作,以满足读者的要求。……
  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杨沫的关心和尊重。

  面对新的非议,她说“不想媚俗”

  打倒“四人帮”之后,人们思想大解放,文艺评论界也开始突破政治第一的禁区,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品。有人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本提出了意见,认为这些修改是概念化的、政治第一位的,违背了生活真实,从而降低了全书的艺术感染力。
  但是杨沫则坚持认为:修改后的《青春之歌》更贴近了生活的真实,并非是为图解一种政治概念,杜撰了一段不真实的章节。1991年6月,杨沫在《青春之歌》新版后记中说:
  从1958年底开始,对《青春之歌》的批评,声势浩大,黑云压顶……最后由茅盾、何其芳、马铁丁几位先生写了结论式的长篇文章,《青春之歌》才站住了,才继续大量发行。
  平安了几年,“文革”时期,《青春之歌》的厄运又来了!还是那位郭先生,又起来发难。这次《青春之歌》的罪名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的特大毒草。……
  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
  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大批焚毁“毒草”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
  我深知它今后仍然不会一帆风顺,仍然会遭到某些非议。不是么,一位从澳大利亚来我国学习的留学生,去年写信给我说,她的老师就曾批评《青春之歌》不该增加农村斗争那几章(不少人都有此看法),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还有的青年作家,说《青春之歌》是个“表达既定概念的作品”。还有的人说,这小说不过是“爱情加革命”的图解云云。他们的看法都各有道理。我呢,也有我的道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我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
  到晚年,杨沫都坚持这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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