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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迟到的红卫兵道歉信  

2010-11-10 23:31:21|  分类: 时代成长的痕迹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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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一封道歉信,“带了一个好头”。

  有道歉者把致歉归结于个人道德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

  这样的故事并非孤例,但致歉的发生在当下仍异常罕见。道歉与和解迟到了44年,所幸一切都还不太晚。

  “你们带了个好头”

  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作恶者就都要太老了。

  和解与道歉发生在这样一群老人之间:程璧,北京外国语学校退休教师,86岁;关秋兰,北大附中退休教师,81岁;李煌果,北京矿业附中退休教师,79岁。在他们的对面是当年的学生,申小珂,胡滨和郭灿辉(化名),他们都已超过了60岁。

  这份名单还可以列得更长。在1966年,“文革”初始,以中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暴力迅速席卷整个中国。在程璧他们所在的北京,据官方数据统计,仅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即达1772人。程璧、关秋兰和李煌果于暴力狂潮中逃得性命,而他们的一些同事则被计入了死亡数字;申小珂、胡滨与郭灿辉都是当年的红卫兵暴力组成部分。

  现在,曾经的红卫兵们要向多年前被自己或“战友们”扇过耳光吐过唾沫的老师们道歉。

  10月21日,某媒体刊登了申小珂和胡滨写给程璧老师的道歉信,在信中,退休工人申小珂向程璧请求:“请您宽恕我们。”他说,一个同学在电话里向他回忆起曾经踹过一位老师一脚的时候,不禁号啕大哭。而程璧则回信说,“你们带了个好头”。

  在信件往来中,申小珂将程璧比作自己的妈妈,程璧则对超过60岁的申小珂说“你们都是好学生”。老人们的语气,一如几十年前的孩子与老师。

  “我不记得他打过我”

  这已经不是当年的红卫兵们第一次向他们迫害过的老师表达情感。北京外国语学校50周年校庆庆典前,一批昔日学生开始给程璧写道歉信。甚至庆典当天,还有学生在幽暗中走到第一排,亲口对程璧说“对不起”。

  在媒体上公开发出道歉信的申小珂在几年前退休了,另一位道歉者胡滨人在国外。1968年离校下乡到内蒙古三年,1971年回城后申小珂便扎根湖北,最终在十堰市的二汽退休。

  身为一个技术工人的申小珂关注历史喜欢读书。“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呢?必然性何在?老师们都是那么好的人,太冤枉了。”他说。

  今年初夏,63岁的申小珂终于将那封道歉信发出。他首先通过email发给了北京的同学。虽然被视为一个有思想的、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但他并非没有压力,反复叮嘱不要张扬。夏初拜会老书记程璧时,由同学代转的打印出来的道歉信一出现,不仅程璧本人,连在场的同学们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样一出?”

  此前没人向程璧道过歉。一片惊诧中有人拍照,有人把信一字一字念给老人听。程璧一时反应不过来:“我不记得申小珂打过我啊。他是好孩子啊。”

  “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郭灿辉是1965年北京矿业附中四班的班长。他向老师李煌果道歉是在2009年7月11日下午4点。在六七个同学的陪同下,原本不善言辞的他,面对李煌果和她的家人,用了5分钟,明确复述了自己当年的过错。

  实际上,他和李煌果老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达成和解。1974年从云南插队回京时他就已经拜会过李煌果老师。当时李煌果跟他开玩笑,你还真有本事啊,当年把我揪起来,跟中央部委的领导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一起批斗。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聚会中,有同学目睹他跟李老师相邻坐着谈笑风生。

  2009年的那一天,复述完自己的过错后,郭灿辉分别向李煌果老师及其家人三次深鞠躬。老师坐在那里,脸上没有表情。2001年,70岁的李煌果被确诊为抑郁症,伴随着严重的幻觉,她对着明亮窗户叫喊着“窗户里进来人了。要斗我。”

  “错了就是错了”

  或许因为记忆广阔,老人们的视线不仅仅停留在忏悔的个人层面上。关秋兰说,账不能算在孩子们头上,道歉固然好,不道歉也应有所反思,“我相信孩子们的良知,这也符合儒家伦常。”

  郭灿辉的忏悔无法改变李煌果老人的痴呆,但对李的爱人单忠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让他非常欣慰。“终于等来了这一天,李在‘文革’时受到了很深的伤害”。单忠健把这次道歉看成是一个班级的反思和社会的进步。

  进屋道歉之时,单忠健甚至劝阻了郭灿辉,一些同学也拦着。但郭仍然坚持当面道歉:“不

  能因为年龄小或者社会环境,就否认自己过去的过错。错了就是错了。”

  “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老师怎么想的”

  10月31日晚,程璧拿着放大镜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申小珂他们的来信:“孩子们写得多好啊。”

  道歉信被发到校友网上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纷纷回帖。学生们也会把它们打印出来,送到不会上网的程璧老师手上。秋冬之际的晚上,程璧一边手拿放大镜反复朗诵它们,一边慨叹:

  “向那个年代所有死于迫害的人鞠躬致哀,向所有不放弃追求坚强地熬过整治迫害的前辈鞠躬致敬。”读到这样的字句,她会放下放大镜舒缓情绪,像在批改初中生的作文。

  接到自己学生的道歉信后,程璧非常感动,“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不到一周之后,她写了回信。在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也是受害者。那时不懂事的孩子跟着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压力,怕跟不上形势,怕犯错误。”

  在过去痛苦的煎熬中,关秋兰开始寻求内心的解脱。“我是怎么想通的?”她会这样反问自己:“我是华侨,没有为新中国出过力,回归即已在祖国的温暖怀抱中,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比起当初的革命者,我算老几啊。”她说自己这样就想通了。

  郭灿辉的一位女同学总结说:“都是不明真相的历史参与者,一个人能承担多大的历史责任呢?”她把道歉归结为个人的道德而非其他层面:“心里有罪,不会安宁。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水准。也是为了后代负责。六十岁左右的人都活着呢。”

  据《南方周末》

 

        红卫兵道歉了,说明有些人的良知和道德感开始复苏了。长久以来,我们都把文革的罪孽归到四人帮的头上,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推到那个颠倒的时代身上,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都是无辜者,却忘了尽管我们也是历史的过客,但同时也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助力者,如果没有来自内心的怯懦,没有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聪明,文革怎么会被推动了十年之久,造成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破碎,造成为数众多的人内心的阴影。那个时代,能够关起门来做学问,例如钱钟书,陈寅恪,顾准等人就成了时代的英雄,良知似乎只在老庄式的逃遁者身上。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别人身上寻找自己过错的理由,似乎这样就减轻了我们内心的压力和自责,然而,正是如此的惯性思维,才使得我们始终无法正视文革,不敢触及文革的神经,这么多年来,文革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真正去计较,真正去认错,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认真地去忏悔。所以,这个道歉尽管来得迟了几十年,但毕竟来了。也许不久还会有人清理自己的不清不楚的过去。我希望。也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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