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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幸福

 
 
 

日志

 
 

一个吃惊的发现  

2007-09-08 11:27:59|  分类: 学术点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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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开始编选《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从《当代文学研究》这本书中,查到九十年代以来,陈顺馨和李扬对《青春之歌》的解读很具有代表性。所以,昨天就借来了这两本书。先摘录陈顺馨的“女性主义角度”的分析,费了不小的劲。后又翻阅李扬关于“成长小说”的论述。看了几页之后,我怀疑自己把书拿错了,这些文字不是刚刚才输过吗,怎么又出现了啊。看了看书皮,没错啊,就是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再次认真比较,发现陈顺馨的叙述居然大部分脱胎于李扬的文章,区别只在于二人的角度不同,陈从女性立场出发,认为杨沫是一种男性化的视点,而李扬则是和西方的“成长小说”比较,认为林道静的成长和国家的成长是一致的。我惊讶于这个相似,陈顺馨可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者,而且师从北大的洪子诚先生,谢冕先生,戴锦华等,而且她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的序言就是由谢冕和戴锦华写的,难道这么明显的文本“相似”,他们都没有发现吗?为了查有实据,特把二人原文摘录如下:

        

在“十七年”期间只写了唯一的《青春之歌》的杨沫,在叙述林道静的故事时,采用了女作家较为惯用的自传色彩较浓的叙述手法,在多次有关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如何走上革命的自述中,不难发现林道静有杨沫的影子,而读者也容易将她们进行对照。但是,从叙事学看来,写《青春之歌》的杨沫、叙述林道静的“她”和林道静不能混为一谈,过于追究作者的生平和身边的人与虚构故事作品中的故事和人物的关系是没多大意义的。虽然作者并不否认创作中含有她自身的经历,并强调“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譬如书中篇幅不多的林红就真有其人”(初版后记)。但是,这种投入故事内容的方式并不代表杨沫便会像茹志鹃、宗璞等女作家那样,在叙述她的“影子”人物林道静时采取以女性为本位的观点,相反,林道静是被放在一个被动、被看和被男性化“愿望”的位置。可以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中,林道静假若没有得到那三个男人的拯救、唤醒和肯定,她的“英雄化”道路是没法完成的。余勇泽代表的是虚幻的“骑士英雄”,他救了林道静肉体的生命,虽然他日后遭到摈弃,无可否认,他是林道静对个体生命的爱与美(相对她家庭给她的恨与丑)的唤醒者;卢嘉川代表的是“精神英雄”,他是女主人公集体意识的启蒙者,林道静意识到个人命运必须与群众的命运结合时,便开始渴望有人把她从沉闷的个人生活中拔出来:“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卢嘉川的拯救之后,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那么,这个阶段的林道静需要的是一个导航者,江华出现在她身边了。他是与林道静共同战斗的“革命英雄”,唤醒她的斗争意识,介绍她入党,也是她从对卢嘉川朦胧的爱意中解脱出来,投入他的怀抱。经历了这几次外来的“洗礼”,林道静就净化成为一个完美的英雄了。这是《青春之歌》外部视点的一种表现。此外,林道静的形象、思想和需要很多时候是透过男性的权威目光界定和阐释的,例如,叙述者曾经以许宁的眼光描述她的女英雄形象:“她绰约的丰姿虽然依旧炫耀着青春的光彩,可是从她坚定的步子,从她低沉的声音,以及她那带着坚毅神情的眼睛里,他深深感到它已经离开了少女时期的幼稚和狂热······”叙述者亦站在江华的位置看林道静作为女人的需要:“今天,他看出来,她不但是一个坚强的同志,而同时她也是一个温柔的需要感情慰藉的女人。”

总的来说,杨沫在《青春之歌》所表现的视点是有男性化倾向的,叙述者经常直接通过男性人物去“看”女主人公,并且着眼于促进林道静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外在因素,那就是男人∕党的拯救和带领,至于她的内心世界所起的变化,并不是叙述焦点之所在。虽然杨沫比其他女作家更认同她笔下的“影子”女主人公,但可能由于她更认同“十七年”的主导男性话语,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当时男作家较常用的外部和把女性对象化的视点进行叙述。也恰恰是出于较男性化的视点的制约,林道静与其他出于男作家下笔下的女英雄形象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尽管她某些经历与其他女英雄不同,即她曾经离开要求她当服从、听命和纯洁的乖女儿的家庭,也曾经与被赋予“撒旦”角色的余永泽同居,但她与“父”的决裂只是表面的,她最终寻获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父”,从“乖女儿”到“党的女儿”,林道静始终逃离不了“男性”的眼光,无论是来自人物的或是叙述者的。(陈顺馨著《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月版,第73页至75页)

   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一直被放置在这个被动、被看和被男性“愿望”的位置上的。可以说,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到无产阶级战士的过程中,林道静假若没有得到那三个男人的拯救、唤醒和肯定,她的“英雄化”道路是无法完成的。余永泽代表的是虚幻的“骑士英雄”,他救了林道静肉体的生命,虽然他日后遭到摈弃,但无可否认,他是林道静对个体生命的爱与美(相对于她家庭给她的恨与丑)的唤醒这;卢嘉川代表的是“精神英雄”,他是女主人公阶级意识的启蒙者,林道静意识到个人命运必须与阶级的命运结合时,便开始渴望有人把他从沉闷的个人生活拔出来“我总盼望你——盼望党来救我这快要沉溺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卢嘉川拯救之后,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可见,这个阶段的林道静需要的是一个导航者,江华出现在她身边了。他是与林道静共同战斗的“革命英雄”,唤醒了她的斗争意识,也唤醒了她的女人意识,介绍她入党,也使她从对卢嘉川朦胧的爱意中解脱出来,投入了他的怀抱。经历了这几次外来的“洗礼”,林道静才真正成人。

      细读小说就会发现林道静在每一个成长阶段的意义都是被旁观者看出来的,也就是透过男性的权威眼光界定和阐释的,在小说中,所有的男人,无论与她是否有关系,都可以“看”她。比如,一个并不重要的人物许宁就是这样看林道静的:“她绰约的丰姿虽然依旧炫耀着青春的光彩,可是从她坚定的步子,从她低沉的声音,以及她那带着坚毅神情的眼睛里,他深深感到它已经离开了少女时期的幼稚和狂热······”

   在另一段,江华更看出了林道静作为女人的需要:“今天,他看出来,她不但是一个坚强的同志,而同时她也是一个温柔的需要感情慰藉的女人”

  显然,在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她个人内心世界所起的变化并不是作品叙述的焦点所在。也就是说,她是不自由的。她确实离开了要求她当服从、听命和纯洁的乖女儿的家庭,也曾经与被赋予“撒旦”角色的余永泽同居,但她与“父”的决裂只是表面的,她最终寻获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父”,从“乖女儿”到“党的女儿”,林道静始终逃脱不了“男性”的眼光,虽然这种眼光来自不同的男人。

      林道静成长与中国找寻主体性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李扬《经典文本分析:<青春之歌>与成长小说》,见《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上编第三章,第62-6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哈哈,都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两个都是学界的名人是怎么回事呢?从出版时间看,李扬靠前,但是成书过程如何呢?不得而知。

       一个吃惊的发现,让我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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